9月初，在贵州遵义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。走在去湄潭的路上，远远看到“东方剑桥酒”的大幅广告，问当地的人为何叫这个名字，他们说“浙江大学曾经被一个西方的老头儿称为‘东方的剑桥’，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”。这个解释让人听得云里雾里，但我没有深究。后来在万亩茶园品尝“湄潭翠芽”，居然品出了与西湖龙井相似的清醇。纳闷中，茶园的小姑娘介绍说，湄潭的茶和西湖龙井确实渊源很深，70年前浙大西迁至此时，校长竺可桢就把杭州的师傅请来传授技术。小姑娘略带得意地说，“浙大在我们湄潭呆过7年呢！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就在我们的文庙。”

我推掉了接下来的采访，直接去了这个陈列馆。一段我不知道的历史在眼前展开……

我把这段历史讲给朋友听，许多人都不知道。连浙江大学毕业的学生们都不知道。他们鼓励我写下来。我有点困惑，过去了那么多年，再写这故事还有什么价值？他们说，你只要将这故事写下来，每个人都会看到他眼中的价值。

于是，9月初至今，我又跑去贵州、浙江，做了采访。每一次都有新发现、新感动。如果说70年前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将妇携雏来到湄潭的故事令人感喟，那么70年后，这座小城与这所大学的千里情缘更令人兴奋。   

70年前，只要写上“中国湄潭”4个字，国外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达浙江大学的图书室；

70年后，前辈们散落在这座小城的故事，成为浙江大学新的精神家园，无数人回到这里，获得了隔代的养分…

【背景介绍】

1937年11月，抗日战争的硝烟逼近杭州，浙江大校不得不举校西迁。这次西迁途经浙、赣、湘、粤、桂、黔6省区，行程2600多公里，最终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。由于遵义办学条件有限，年底，理学院、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的理学部又迁往75公里外的湄潭县城，设立浙江大学湄潭分部。

    湄潭，这座只有千户人家的偏僻小城，倾其所有接纳了两倍于自己的浙大学子。浙大也终于安顿下来，迎来了相对稳定的黄金发展期。

      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湄潭的7年中，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。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。英国《自然》周刊、美国《物理评论》经常收到来自“中国湄潭”的论文，其中仅用“湄潭”两字冠题的就达25篇，如《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》、《湄潭动物志》、《湄潭鸟类与鱼类》等等。

     数据显示：1936年浙江大学有教授、副教授70人，学生512人，文理、工、农3个学院共16个系，1946年回迁杭州时，已有教授、副教授201人，学生2171人，7个学院共28个系。在湄潭生活过的师生中，后来出了50 多位院士。

      1945年10月，应竺可桢之邀，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。会上，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，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。后来他在英国《自然》周刊上写道：“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派繁忙的情景。在那里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，有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、苏步青教授，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、王淦昌教授。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”。李约瑟说：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，这里是东方的剑桥。 

（一）  70年前的相遇

——“一所大学能给一座封闭的小县城带来什么？”    

    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，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，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，在黔不达二年，而文风兴起，贵州文化为之振兴，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，吾辈虽不及阳明，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所能，当可有裨于省。——竺可桢

    走在湄潭的老街上，不经意间，居然听到了京腔京韵。浙大西迁陈列馆的馆员雷伟告诉我，当年喜欢京剧的浙大教授很多，经常在湄江边上吊嗓子，湄潭人就是从那时起认识了京剧。

    雷伟说，在台湾作家琼瑶的书中，他们发现了湄潭的名字。故事的女主人公叫忆湄，因为她的父母当年在湄潭读书、恋爱并生下了她。

    说起湄潭与浙大的相遇，不得不提及当时的县长严溥泉。1939年2月，竺可桢来到贵阳商议迁校事宜，正好碰到湄潭籍人陈世贤、宋麟生，他们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。严溥泉听说此动议后，立刻成立专门的空屋调查委员会，统计老百姓可以提供的房屋以及粮食供给情况，并写信给竺可桢，表示湄潭可以提供房间250多间，让出文庙、民教馆、救济院等办公房屋。经过多次书信往来，竺可桢决定到湄潭一看，发现一面临山、三面环江的湄潭，在乱世中算是一片“世外桃源”。由此，浙大最终选择了湄潭。   

    一所大学能给一座封闭的小县城带来什么？

    先从小的方面看。在湄潭，一般的老百姓，让孩子读个小学就很不容易了，大多数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怎么回事。浙大来到这里，不亚于一场地震。

   按湄潭习俗，男子用帕子包头，姑娘们根本不可能在河里游泳。但游泳是浙大体育课的必修项目，不及格不能毕业，当男女生们在湄江练习游泳时，当地的老百姓惊呆了，有的还向县政府告状，觉得有伤风化。但看得多了，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。

    1945年浙大购地几十亩，修建了贵州省第一个拥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，并举行了西迁后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，在湄潭乃至贵州都引起了轰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个运动场还一直用着。

    湄潭人没用过肥皂。浙大建有化工场，化工系的学生用牛油和烧碱制成肥皂，卖给当地老百姓，非常受欢迎。

    湄潭人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。这里没有电，百姓连日光灯都没见过。物理系搬来后，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，布置了电学、光学、近代物理、实验技术4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。竺校长决定每年的6月6日“工程师节”这天，所有的实验室和工场向当地人免费开放。

    当地一位老人告诉记者，当时浙大将一架报废的飞机拆迁过来，供学生进行风洞实验。开放日这天，老百姓围着庞然大物指指点点，那场面就像过节！竺可桢明确告诉各个系，不要吝啬，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浙大办学。

    1937年，谈家桢被聘为浙大生物系教授，刚入校门便随校一路西迁。在湄潭，他充分利用当地的生物资源进行研究。树林里、湄江边，经常能看到生物系师生捉昆虫的身影。当年和学生们一起捉昆虫的小孩子现在都已是老人了，他们回忆说，昆虫也能拿来做研究，当时觉得真新鲜……

    再从大的方面来看。由于浙江大学的安营扎寨，基本奠定了湄潭的农业格局，湄潭的农业也因此长期处于全省领先地位。

     1943年8月，一种称为“湄红”的新茶出现在集市上，这是浙大农学院协助开发的新品种。浙大到湄潭后，协助当地原有的茶场建了200多亩试验地，并从杭州引进制作工艺……短短7年间，湄潭的茶叶品质得到长足发展，成为当地一大支柱产业。

    浙大农学院当年在湄潭设有农业推广部，培育出７个水稻、小麦、杂交油菜良种和９个优良果树品种，而且改变了湄潭的农作物耕作制度。以至于多年后，这里的精耕细作水平仍远在周边地区之上。

    贵州有一种“罗登义果”非常有名，罗登义就是农学院当年的教授。1942年起，他对贵州170多种水果蔬菜进行研究，发现刺梨的维生素C含量特别丰富。这一发现，直接影响到贵州全省对刺梨的培育开发。

    1946年，浙江大学回迁时，给湄潭留下了大量的图书资料，这些资料在当时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对湄潭乃至遵义、贵州的科技和工农业生产都起了指导作用。

    再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。每到一处，无论时间长短，浙大都会在当地留下服务社会的足迹。

    在泰和。流经泰和的赣江几乎年年泛滥。浙大迁到泰和后，与地方当局商量，政府出钱，浙大出力，一起修一段15里长堤。经过土木系师生的勘测设计，防洪大堤赶在汛期前完工，此后这里再未遭受水灾，村民称此堤为“浙大防洪堤”。江边还有一个码头称为“浙大码头”，名称沿用至今。

    在遵义。当时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，3个铜板就可以吸一次烟。竺可桢看到后甚为痛心，便和当地政府商量，由浙大提供一笔经费援助，当地人可以免费戒烟，每月还提供两块钱伙食费。戒烟所成立后，遵义的烟民有了大幅下降。

    据统计，抗战期间，中国有90％的大学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摧毁，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，但万千师生一路办学不止、教学不止、求学不止，文化的种子散播到穷乡僻壤，产生出更多的力量，被后人称为“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”。

    浙江大学与湄潭的故事，无疑是这次长征的最好诠释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次“长征”，历经三代人，至今仍在继续……

（二）  第二代浙大人的责任自觉

——“这笔精神财富，怎样挖掘都不过分”

      “我很清醒，我们现在的浙大人在湄潭受到的尊敬，其实是浙大的前辈们为我们赚下的。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可以仅仅是感动，第二次再去时你也许会思索一些问题，第三次再去你就必须做点什么。”——张明方

    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后，湄潭沉寂了许多年。连湄潭人也没想到，今后的日子里，这座大学还会与自己这座偏僻小城有什么关系。

     1985年，浙大教授、昆虫学家唐觉回到了湄潭。他是农学院1941届毕业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因此在湄潭呆了整整7年。他和蔡邦华教授曾在湄潭一起开创了我国五倍子的科学研究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一直致力于五倍子的繁殖增产及相关成果的推广应用。回到湄潭后，他立即决定在当地推广五倍子的生产技术。此后，全国各地的不少老浙大人，凡出差到遵义，都会设法重访学校旧址。

    陈叔平，改革开放后浙江大学培养的第一个理学博士，曾任浙大理学院院长，现在是贵州大学校长，也有化不开的湄潭情结。陈叔平的岳父严文兴1945年在湄潭任教一年。老人曾出过一个谜语：“浙江大学，打水浒人名一个。”陈叔平一直想不出答案，后来才知道谜底是“鼓上蚤时迁”，是当年西迁时大家想出来的。

    1997年，浙大百年校庆。湄潭的几辆卡车长途跋涉，给每一位老师送来了稻米、茶叶和包谷酒，这都是当年师生们最爱吃的东西。“那么远的路，也不知走了几天几夜”，陈叔平被湄潭人感动了。

    2002年，陈叔平来到贵州大学任校长。有了便利条件，他一有空就往湄潭跑。苏步青种菜、王淦昌养羊、李政道喝茶的故事，听多少遍都不烦。他经常在湄江边走来走去，试图寻找那些杰出的教育家、科学家留下的足迹，也为自己找到精神上的原动力。

   “以前在浙大时，对西迁这段历史也是知道的。但真的到了贵州，我才知道一所大学可以带给一座县城乃至一个省多大的变化。这7年的历史，不是一条简单的路线图，也不是几千里路的概念，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、一群有学问又有精神的文化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。”

    “浙江大学西迁，上千学生辗转几千里，无数次面临灭顶之灾，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，最后在湄潭这样一个艰苦的小地方，短短的几年中诞生了一批大师，出了一批一流成果，培养了一批新中国的栋梁之材，靠的是什么？这笔精神财富怎样挖掘都不过分。我们现在，用了许多优厚条件引进人才，可是又有几个踏踏实实留下来做学问或者服务社会的？”

    一所大学与一个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？陈叔平说，“浙江大学要迁到何处去，竺校长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想法的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认为，迁到武汉、重庆、长沙等大城市，会造成内迁大学过分集中，一旦战火临近，来不及疏散。因此应该迁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的城镇，甚至偏僻的农村，使大学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。”

     一个国家总有相对发达和相对落后的地方，先进的地方有责任将知识、理念与成果推广到落后的地方。陈叔平说，去湄潭次数多了，看竺可桢的日记久了，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教授也好，校长也罢，如果没有心系苍生的情怀，学问做得再好，也仅是书斋中人而已。他说，“我的任务就是要把在浙大获得的经验与理念带到贵州大学，把东部先进的科研成果推广到西部。”

     热心于做这种推广的人不止陈叔平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

    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张明方将这一群“不是在地方，就是在去地方的路上”的人，称为“部落”。同时兼任浙大地方合作处副处长的他，有许多机会前往湄潭。

    他告诉记者，“湄潭的老人告诉我，当年他们经常看见穿着长袍、制服、旗袍的师生在湄江边上散步，手里总拿着书。一些好学的农民就直接到农学院的农场学习栽培技术，向老师们要些良种试着种种。还有一个老人说，他见过吴耕民教授手把手地教学生修剪果树。你知道吗？吴耕民可是我们园艺界‘祖师爷’一般的人物，我们都没怎么见过他的风采。可是在湄潭，能听到有人讲他的故事。那种感觉真的很奇特！”

     因为这种奇特的感觉，这个“部落”的教授们一次次踏上湄潭。

     2007年5月，浙江大学、贵州大学、湄潭县三方就发展稻田养鱼技术推广试验达成初步协议：浙江青田的鱼终于“游”到了湄潭的稻田里。

     这是条什么样的“鱼”呢？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亚洲唯一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“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”的保护项目。全国已有30多个县市从青田引进了鱼种。

    浙大的老师们发现，湄潭有与青田相似的自然生态条件，非常适宜稻鱼共生系统的推广，便专门筹集20万元，将2000亩鱼苗分批运至湄潭，并帮助培养技术骨干；贵州大学则配合做好日常性的指导；湄潭县负责落实稻田养鱼的基地，并组建稻田养鱼专业合作社。

     如今，“田面种稻、水体养鱼、鱼粪肥田、稻鱼共生”模式在湄潭已经有了模样。走在乡间，常能看见稻田里撑着一顶顶黑色“帐篷”，老乡会告诉你，这就是青田鱼在湄潭的家。

     湄潭鱼泉镇新石村53岁的农民涂家华给记者算过一笔帐：鱼苗由浙大免费提供。以一亩地为例，如果投放300尾，保守估计产鱼45公斤，按每公斤最低收购价50元计算，每亩鱼的收入就是2000多元；稻田养鱼后，水稻不用施肥和喷洒农药，与传统的种植方式比，一亩地可增加3000多元收入。

    据统计，到今年秋天，湄潭的稻田养鱼已推广到上万亩。仅此一项，就为当地农民增收3000万元左右。

     张明方也有头疼的时候。他本人是有名的“西瓜大王”，研制了一种名为“小芳”的西瓜——个头小，瓜皮硬，可以当足球踢，但又甜又脆。这种不怕压不怕摔的西瓜，在浙江农民中很受欢迎。张明方想，“湄潭都是山路，颠簸得厉害，不正适合运输这种西瓜吗？

    他送了许多“小芳”种子给湄潭的农民。没想到，当地农民非常爱吃这西瓜，几乎全部“内部消化”了，根本不按张明方的要求改进种植模式。这种“自给自足”的心态让张明方觉得有明珠暗投的遗憾。但他并没有气馁，一想到“祖师爷”当年就在那里推广技术，他就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一致性。他说，湄潭就是一个参照系——如果成天呆在教研室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，可是在湄潭，你能深刻体会到自己“起码可以为一部分人做很多事”的那种价值。

    张明方在湄潭很受欢迎，但他告诉记者：“我很清醒，我们现在受到的尊敬，其实是浙大前辈们为我们赚下的。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可以仅仅是感动，第二次再去时你也许会思索一些问题，第三次再去你就必须做点什么。你必须做些什么，让更多的后来者也成为受益人，让浙大在这里的名声因为你而更响亮一些。”

      （三）70年后的传承

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“在湄潭，你会重新估量自己的人生” 

      那个时代的人因为条件所限，所以活得比较单纯，现在的人有太多的追求，可选择的路也多，反倒不容易集中精力做一件事。对于老一代浙大人在湄潭取得的成绩，并不需要仰视，但他们的精神是有穿透力的。——栾玉波 

     在浙大和湄潭，谢冬都算有些名气。2005年，他以湄潭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自动化专业。有近20年了，湄潭没有学生考上过这样的名牌大学，一下子，连县领导都认识他了。

     对于浙大，谢冬并不陌生。在湄潭实验小学时，他就听老师讲过浙大的事。后来他考上浙大与湄潭共建的中学——湄潭求是高级中学。那时学校自编的教材里，便有王淦昌放羊的故事：王淦昌因为有肺结核，听说喝羊奶可以治疗，便养了3只羊，后来被狼偷走一只，又丢了一只，于是只好天天牵着剩下的这只羊去上课，把羊拴在教室外面，上完课就喝奶，最后病也治好了，学问也没耽误。“这个故事在湄潭广为传播，影响了许多学生。”

     到了浙大，他才知道学校免了他4年的学费。因为学校一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湄潭籍学生，只要能考上浙大，就学费全免。

     入校的校史教育中，特别提到了西迁至湄潭的艰苦历史。同学们知道他是从湄潭来的，对他立刻另眼相看。再后来，学校与湄潭的联系更多了，越来越多的新一代浙大人计划去走一次西迁路，看一看湄江的落日余晖。

    “凡是去过湄潭的同学，都会对没去的同学说，去不去那里，感受真的不一样。我责无旁贷地成为两地间的桥梁，经常在寒暑假带同学回湄潭。几年下来，湄潭的许多地方我都走遍了。”谢冬骄傲地对记者说。

     2008年，浙大在湄潭设立了一个支教点，从具有研究生保送资格的学生中选择学生支教一年。谢冬也被选上了。他重新回到湄潭求是高级中学，当了高一物理老师。在一年的支教过程中，谢冬和同学们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有力量改变一些东西。他和上届的支教团成员通过努力，在湄潭求是高中与杭州二中之间牵了条“红线”。

     2008级传播学硕士生阎佳畅告诉记者，在支教过程中，他们发现，这里的学校几乎没有社团组织；老师的教学方法固化，对学生吸引力不大；在升学的巨大压力下，许多学生的心理问题突出……“我们就想，精神扶贫也许更重要。”

     2008年5月，10名湄潭求是高中的老师来到杭州二中，与学校安排的10名特级、高级教师结成对子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。阎佳畅全程陪同了这次培训，她说，“有位老师在回湄潭前，非常认真地对我说，他最大的感受是，西部的老师想要改变学生之前，先得改变自身的状态。”

    今年5月，又有更多的湄潭籍老师来到杭州二中接受培训；暑假里，杭州二中组织了130多名教师，来到湄潭进行考察。看着“红线”越来越长，谢冬很开心。

     在湄潭支教也让许多学生重新认识了自己。2009级新闻学硕士生栾玉波告诉记者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最不愿从事的职业就是医生和教师。然而在湄潭，为了鼓励学生说出心里话，他规定每人隔天要交一篇心得录。他对每个学生的心得都认真批注，有时评语写得比心得还长。两个班140名学生，意味着他每天要写3万字，可他却乐此不疲……

    栾玉波说，“刚进浙大时，每次看到竺校长的雕像，就会想起他的那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到浙大来做什么？第二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？但一直也没想清楚。现在我还是不确定毕业后想做什么，但是我心里已经很踏实了。我知道，起码我可以做一个好老师，做一个贴近中国社会的人，能影响几个学生的人生选择，也不错。”

     阎佳畅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踏上湄潭时的心情。她从南京坐火车到贵阳，再从贵阳赶到遵义，又开了两个小时的山路，才到达湄潭。“等洗漱完毕躺在床上时，觉得这一路好辛苦！那时候才真正觉得当年西迁太不容易了，也不知道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。”

    在湄潭，这个文静的女孩子了解到有一些孩子因为经济原因辍学，居然拉来3万元捐助。为了让资金透明运转，她和大家集体讨论，成立了“求是春晖助学金”，制定了章程，草拟了涉及各方的协议书，将几百名申请资助的学生信息输入网络，核实并广泛征求意见后，确立了最后的12名人选。她的认真负责和专业化运作又为助学金赢来了新的捐助意向。

    这件事让阎佳畅重新估量自己的人生。今年9月，她重新回到浙大校园，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一切竟然有些陌生，“也不知道是过去没有好好注意它们，还是我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觉得要珍惜的东西很多。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并不是天经地义的。下一步，我想试试联系一些企业，资助湄潭的学生到杭州来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     如今，浙江大学号召，“让新的浙大人服务第二故乡”。一批批浙大人怀着朝圣般的心情，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湄潭，与当地老百姓结下新的情感，为当地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     对于那段西迁的历史，新一代浙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

     栾玉波说，那个时代的人因为条件所限，所以活得比较单纯，现在的人有太多的追求，可选择的路也多，反倒不容易集中精力做一件事。对于老一代浙大人在湄潭取得的成绩，并不需要仰视，但他们的精神是有穿透力的。

    阎佳畅觉得，那些大师之所以心思单纯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自觉地联系在一起，信奉“个人享受为耻，服务社会为荣”，如果我们肯放弃个人的小算盘，把自己的理想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，也会变得很单纯。

    2009年5月21日，浙江大学建校112周年之际，紫金港校区举行了“浙大西迁办学纪念碑”奠基仪式。

   6月27日，在湄潭的“浙大西迁纪念广场”，“西迁办学纪念碑”揭幕。

    从此，这千里西迁的起点和落脚点，都有了一座纪念碑。

    而浙大三代人的文化长征，还在继续……